资产剥离并非总是企业经营失败的标志，它更多地表现为企业发展战略的合理选择，属于企业外部交易型战略范畴中与扩张战略相对应的收缩战略。企业通过剥离不适于其长期战略，没有成长潜力或影响主营业务发展的生产线、事业部、存量动产、不动产、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劳动力甚至分支机构、子公司整体资产，可以优化资源配置效率，提升核心竞争能力和企业在资本市场的价值。
资产剥离作为企业资本运作的重要手段，其业务要素构成和财务处置方案的多样性特点中暗含了一定的节税可能性。而现行税制对企业股权转让，法人财产权转移和资产经营管理权让渡等企业行为规定的流转税、所得税差别待遇，更是为纳税人合法降低资产剥离中的税收成本提供了法津条件和制度保证。
为了更加清晰地探讨这一问题，笔者综合多个实际案例设计成案例模型，其内容主要由三个存在关联关系的经济合同组成：
合同A：丙企业与其贷款担保方丁企业（有限责任公司，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就丁企业因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代位清偿丙企业应付到期银行贷款本息款3200万元后依法向丙企业追索债务一事达成以资抵债协议，涉税要点如下：
鉴于丙企业、丁企业之间存在反担保法津关系，双方协议以丙企业设定反担保义务的厂房及厂房占用土地的使用权作价3000万元抵偿丁企业债务，另200万元债务由丙企业以货币资产偿付。
合同B：内资企业甲（有限责任公司，增值税一般纳税人）与内资企业乙（有限责任公司，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就甲企业将其子公司丙（有限责任公司，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系甲企业上游加工企业）资产转让给乙企业事宜达成协议，涉税要点如下：
1、丙企业存货中计有原材料、燃料、半成品、产成品共折价1170万元转让乙企业；
2、存量固定资产中除去用于清偿丁企业债务的厂房共折价2000万元转让乙企业；
3、存量资产中无形资产折价800万元（其中土地使用权折价500万元，专利技术折价300万元）转让乙企业；
另查明：
4、丙售乙企业固定资产折价中含应征消费税的汽车三辆折价23万元，含转让价高于帐面原值的设备转让折价142．5万元（原值140万元），含不动产折价600万元；
5、丙企业作为资源“空壳法人”存续。
合同C：乙、丁双方就乙方租赁丁方名下厂房（即A合同中丙企业抵债之厂房）一事达成协议，乙方向丁方按月支付经营租赁费20万元。
综上所述，甲、乙、丙、丁四方利益主体通过一系列的契约行为，完成了以资抵债和转移被剥离资产所有权（公司制下，即公司法人财产权）的法律准备。但是，在这样一组看似专业规范的商事合同约束下，甲企业剥离资产的税收负担却达到了十分严重的程度。换言之，甲企业资本运作管理层在获得大额现金流入的同时却步入了履行纳税义务“欲罢不能”的尴尬境地。具体税负分析如下：
为适度简化分析模型，本例税负计算不考虑：
A、增值税进项税额；
B、城建税、教育费附加；
C、消费税；
D、税务机关依法进行的纳税调整。
那么，按照现行税法规定，上例中丙企业发生的纳税义务有：
1、出售增值税应税货物应纳税值税额：1170÷（1＋17％）×17％＝170万元（假定应税货物适用增值税率均为17％）
2、出售应征消费税的汽车应计增值税：23÷（1＋6％）×6％＝1．3万元
3、以高于原值价格销售已使用过的不属于不动产的固定资产应计增值税：142．5÷（1＋4％）×4％＝5．48万元
4、转让无形资产应征营业税：800×5％＝40万元
5、向乙企业销售不动产应征营业税：600×5％＝30万元
6、以厂房及其所占土地的使用权抵偿丁企业债务应征“销售不动产”和“转让无形资产”项下营业税共计：3000×5％＝150万元
以上合计应纳增值税、营业税396．78万元，约占被剥离资产交易全价的5．7％，约占被剥离资产中各类流转税应税资产的6．9％。
此外，丙企业转让房屋、建筑物及土地使用权还涉及土地增值税、契税纳税义务，有关应税凭证还应缴纳印花税，剥离资产净收益还应计入应税所得额缴纳企业所得税。
通过上面的分析计算，可以发现这种以转移被刺离资产所有权为资产处置主导方式的习惯做法虽然满足了法律关系明晰化的要求，却极大地加重了资产剥离的税收成本。
那么在国家税收政策、法规允许的范围内，如何最大限度地降低税收成本，这就是一个税收筹划的问题。我认为基本思路可以从查找本例资产剥离高税负成因入手，通过对资产剥离业务类型、业务构成要素以及财务处置方案的比较分析和再选择，尽可能地消除资产剥离经济活动中纳税义务发生、发展的法律基础和事实基础。
所谓“法律基础”是指涉税当事人以契约形式响应或规避税法的指引功能，而非税法本身对某项具体纳税义务发生条件的设定。“事实基础”是指涉税当事人实施遵循或背离契约的行为包括有关当事人以行为成立合同从而导致纳税义务最终得以确认这样一种客观情况。二者构成税务机关认定纳税义务是否发生极其重要的两个层面。
为此，可采取只转移存货资产所有权或不转移资产所有权或转让股权间接切换法人财产所有权的剥离办法，构造低税负的交易模式，以此达到企业资本运作目标和节税目标“双赢”的结果。可采用以下方案：
（1）经营性租赁主导方案
1、丙企业转移财产所有权的资产限于存货和使用过的固定资产中的机器设备。
存货由丙企业销售给乙企业或其他单位和个人，乙企业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机器设备用于清偿丙企业对丁企业所负债务后由丙企业“回租”再转租给乙企业或由乙企业向丁企业租赁使用。
2、其他剥离资产由乙企业以经营性租赁方式实质控制，丙企业让波资产使用、管理、收益权和必要的资产处分权利。
租赁费用额度及租赁期限约定应体现资产剥离的内在要求。
3、丙企业作为“空壳法人”存续。
据此方案，丙企业仅发生存货销售的增值税纳税义务和“服务业——租赁”项下营业税纳税义务以及少量印花税、城建税、教育附加费缴纳义务，总体税收成本是比较低的，但资产剥离不彻底。
（2）股权转让方案
资产剥离作为企业资本运作的重要手段，其业务要素构成和财务处置方案的多样性特点中暗含了一定的节税可能性。而现行税制对企业股权转让，法人财产权转移和资产经营管理权让渡等企业行为规定的流转税、所得税差别待遇，更是为纳税人合法降低资产剥离中的税收成本提供了法津条件和制度保证。
为了更加清晰地探讨这一问题，笔者综合多个实际案例设计成案例模型，其内容主要由三个存在关联关系的经济合同组成：
合同A：丙企业与其贷款担保方丁企业（有限责任公司，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就丁企业因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代位清偿丙企业应付到期银行贷款本息款3200万元后依法向丙企业追索债务一事达成以资抵债协议，涉税要点如下：
鉴于丙企业、丁企业之间存在反担保法津关系，双方协议以丙企业设定反担保义务的厂房及厂房占用土地的使用权作价3000万元抵偿丁企业债务，另200万元债务由丙企业以货币资产偿付。
合同B：内资企业甲（有限责任公司，增值税一般纳税人）与内资企业乙（有限责任公司，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就甲企业将其子公司丙（有限责任公司，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系甲企业上游加工企业）资产转让给乙企业事宜达成协议，涉税要点如下：
1、丙企业存货中计有原材料、燃料、半成品、产成品共折价1170万元转让乙企业；
2、存量固定资产中除去用于清偿丁企业债务的厂房共折价2000万元转让乙企业；
3、存量资产中无形资产折价800万元（其中土地使用权折价500万元，专利技术折价300万元）转让乙企业；
另查明：
4、丙售乙企业固定资产折价中含应征消费税的汽车三辆折价23万元，含转让价高于帐面原值的设备转让折价142．5万元（原值140万元），含不动产折价600万元；
5、丙企业作为资源“空壳法人”存续。
合同C：乙、丁双方就乙方租赁丁方名下厂房（即A合同中丙企业抵债之厂房）一事达成协议，乙方向丁方按月支付经营租赁费20万元。
综上所述，甲、乙、丙、丁四方利益主体通过一系列的契约行为，完成了以资抵债和转移被剥离资产所有权（公司制下，即公司法人财产权）的法律准备。但是，在这样一组看似专业规范的商事合同约束下，甲企业剥离资产的税收负担却达到了十分严重的程度。换言之，甲企业资本运作管理层在获得大额现金流入的同时却步入了履行纳税义务“欲罢不能”的尴尬境地。具体税负分析如下：
为适度简化分析模型，本例税负计算不考虑：
A、增值税进项税额；
B、城建税、教育费附加；
C、消费税；
D、税务机关依法进行的纳税调整。
那么，按照现行税法规定，上例中丙企业发生的纳税义务有：
1、出售增值税应税货物应纳税值税额：1170÷（1＋17％）×17％＝170万元（假定应税货物适用增值税率均为17％）
2、出售应征消费税的汽车应计增值税：23÷（1＋6％）×6％＝1．3万元
3、以高于原值价格销售已使用过的不属于不动产的固定资产应计增值税：142．5÷（1＋4％）×4％＝5．48万元
4、转让无形资产应征营业税：800×5％＝40万元
5、向乙企业销售不动产应征营业税：600×5％＝30万元
6、以厂房及其所占土地的使用权抵偿丁企业债务应征“销售不动产”和“转让无形资产”项下营业税共计：3000×5％＝150万元
以上合计应纳增值税、营业税396．78万元，约占被剥离资产交易全价的5．7％，约占被剥离资产中各类流转税应税资产的6．9％。
此外，丙企业转让房屋、建筑物及土地使用权还涉及土地增值税、契税纳税义务，有关应税凭证还应缴纳印花税，剥离资产净收益还应计入应税所得额缴纳企业所得税。
通过上面的分析计算，可以发现这种以转移被刺离资产所有权为资产处置主导方式的习惯做法虽然满足了法律关系明晰化的要求，却极大地加重了资产剥离的税收成本。
那么在国家税收政策、法规允许的范围内，如何最大限度地降低税收成本，这就是一个税收筹划的问题。我认为基本思路可以从查找本例资产剥离高税负成因入手，通过对资产剥离业务类型、业务构成要素以及财务处置方案的比较分析和再选择，尽可能地消除资产剥离经济活动中纳税义务发生、发展的法律基础和事实基础。
所谓“法律基础”是指涉税当事人以契约形式响应或规避税法的指引功能，而非税法本身对某项具体纳税义务发生条件的设定。“事实基础”是指涉税当事人实施遵循或背离契约的行为包括有关当事人以行为成立合同从而导致纳税义务最终得以确认这样一种客观情况。二者构成税务机关认定纳税义务是否发生极其重要的两个层面。
为此，可采取只转移存货资产所有权或不转移资产所有权或转让股权间接切换法人财产所有权的剥离办法，构造低税负的交易模式，以此达到企业资本运作目标和节税目标“双赢”的结果。可采用以下方案：
（1）经营性租赁主导方案
1、丙企业转移财产所有权的资产限于存货和使用过的固定资产中的机器设备。
存货由丙企业销售给乙企业或其他单位和个人，乙企业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机器设备用于清偿丙企业对丁企业所负债务后由丙企业“回租”再转租给乙企业或由乙企业向丁企业租赁使用。
2、其他剥离资产由乙企业以经营性租赁方式实质控制，丙企业让波资产使用、管理、收益权和必要的资产处分权利。
租赁费用额度及租赁期限约定应体现资产剥离的内在要求。
3、丙企业作为“空壳法人”存续。
据此方案，丙企业仅发生存货销售的增值税纳税义务和“服务业——租赁”项下营业税纳税义务以及少量印花税、城建税、教育附加费缴纳义务，总体税收成本是比较低的，但资产剥离不彻底。
（2）股权转让方案
